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商中国人文教育大计
首届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在我校举行
数十场精彩演讲为江苏学子带来精美的精神盛宴
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１日，海峡两岸三地中国人文学界的著名学者、科学家、作家、诗人及各高校有关负责人２００多人来到东南大学，参加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单位发起，东南大学主办、南通工学院协办的首届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与会专家通过高层研讨、名家演讲、发表倡议，探究中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新思路、新途径、新形式，推动其向更深层次发展。
论坛开幕式由我校副校长、大会执行主席易红教授主持。我校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致欢迎辞。本届论坛主席、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教授致开幕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在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人文讲演录》的首发式，首发式由我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左惟主持。《人文讲演录》饱含着中国当代人文学界第一流学者们探求真知的精神和勉励后学的深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该书以“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人文大讲堂”为主体，部分收录了学者们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精彩演讲。费孝通、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钱仲联等担任顾问。
首届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热烈支持，一批学养深厚的名士大家，积极参与其中。钱伟长院士不顾年岁已高，欣然与会，并专门作了《“三个代表”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著名学者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等发来贺词对论坛表示热烈祝贺。海内外著名学者文怀沙、陈鼓应、汤一介、何兆武、肖纪美、叶嘉莹、许倬云、韦政通、杨叔子、张岂之、刘梦溪、庞朴、成中英、钱逊、金耀基、谷超豪、魏荣爵、张祥龙，作家沙叶新，诗人席慕蓉等专程出席论坛，许多人还作了主题发言或专场演讲。
在闭幕式上，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向中国高校的广大师生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进一步开展文化经典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倡导与中外文化经典相伴，与古今文化巨人同在，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懈的努力。
围绕文化经典与人文教育这一论坛主题，从１０月底到１１月中旬，数十场精彩演讲在我校各校区以及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展开，为江苏学子带来了珍贵的精神盛宴。名家们精深的学术思想及旁征博引、妙趣横生的精彩演讲，深深吸引了青年学子各场演讲，场场爆满。
原载：东南大学报／平波 小男 百实 (03-11)
附：
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开幕词（摘要）
张岂之
尊敬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同仁们、朋友们：
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首届会议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现在开幕。我向与会的专家和老师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年论坛的主要议题是“文化经典与人文教育”。在会议开幕之际，我想简要地谈谈会议的主题和宗旨。
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有多种版本，其中一个最具权威性、准确无误的版本是这样表述的：“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与真理同在。”这里用朴素的语言表述了深邃的大学理念。
在我国也有类似情况。例如梁启超从《周易》中选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勉励清华学子，这后来成为清华的校训，其中虽然没有提到文化巨匠的名字，但谁都知道，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体现了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其中就有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等一连串的光辉姓名。
季羡林先生说得好，在中国文明史上，文化巨匠并非一两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而是群星闪烁，形成了一个个思想学术高峰。后人追求真理就是从这些高峰起步的；后人的创造发明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积累，和站在已有的高峰上观察世界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的大学强调“与孔子同在、与老子同在……”， “与杜甫同在、与李白同在……”，更加具有深刻的文化含义，因为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
我国历史文化展现出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以“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为最高境界；表现了孜孜不倦探求彻底摆脱野蛮、粗野、残暴而达到高尚道德的自由境界；又在“民贵君轻”、“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理论中建立早期中国式的“民本”思想体系。无疑，这些精神财富应当融入到我们的大学理念中。
谈到价值观的支架，从理论和时间上看应当有三个：一个是当代的先进文化，一个是民族的优秀文化，再一个是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如果没有民族的优秀文化，当代先进文化就会失去自己的根；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就会失去应当与之相融合的文化土壤。大学生和研究生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已有相当的基础，如果缺少应有的道德厚度，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必然受到挫折，甚至造成人才的浪费。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已进行了八年，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历史文化教育，“与孔子同在、与老子同在……”，受到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在教学中，从概论式的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介绍到引导大学生读一些文化名著，即人文经典，这样的教学实践已经起步。因此，召开学术会议，交流引导学生阅读人文经典的经验，并研讨一些问题。是此次会议的缘起。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东南大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并且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我在这里要感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主办单位；感谢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先生；感谢前来指导和参加会议的学者和教育家们；感谢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文科处阎志坚处长多年来的支持；感谢在大学第一线从事文化素质教育和文化经典导读的老师们；感谢会务组的同仁们！
在民族伟大复兴的日子里，引导大学生读一些人文经典，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工作，祝愿此次研讨大学生阅读人文经典的学术会议圆满成功！
首届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专家发言摘要
杨叔子 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
基因会遗传，文化也需要继承。如果不传承下去的话，那么人就不是人了。通过基因的遗传决定了生物的先天素质及自然素质，而通过文化的传承和熏陶基本上决定了基于基因遗传的后天素质、文化素质。基因的组合有千千万万，生物的品类因而万万千千，这就形成了争奇斗艳，生机勃勃的生物世界。文化，人文文化，千差万别，由此决定了民族特性的万别千差，这就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雄伟壮丽的人类大千世界。这就是世界，一是有差别，二是有和谐。没有差别就产生不了世界，没有和谐世界就无法成长，世界就是基于差别的和谐，差异推动了和谐的发展，和谐保证了差异的共存。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没有差异，这个民族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但一个民族没有与其他民族的交流，没有和谐，这个民族就必然停止进步，就会死亡，世界如果只有一种文化，只有一个民族的话，世界就势必衰亡。
当今世界科学突飞猛进，技术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越来越难以控制。所以我一再强调，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会落后；没有民族传统，没有人文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会异化，不打自垮。历史之鉴，不可不倡，今天绝不能只精于科学而放弃人文。
世界上绝对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中国传统文化也必然有自身的不足之处，然而中国文化对思想感情的熏陶，对思维能力的开拓，对精神境界的提升，对民族精神的凝聚，对有关知识的认识，它的影响，它的作用，它的贡献，它深度之深、广度之广、高度之高、强度之强，是必须肯定的，必须充分认识。
我们强调人文文化、强调人文文化教育是为了陶冶感情、开拓思路。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熟读文化经典还具有巨大的饮水思源、凝聚人心的作用。
我们为加强民族文化、科学文化学习，为加强科学教育、人文教育的交融而呐喊，为繁荣中华文化、为弘扬培育中华文化精神而呐喊，为促进诵读文化经典而呐喊，这也就是为“三个代表”思想中先进文化的建设而呐喊，这是我们巨大的责任！
汤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是特别重要的。我国古老的经典《周易》中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已非常重视用人文精神来教化人们。所谓人文教化就是用人文精神来教育人。那么人文精神从何而来呢？照《周易》看，人文精神是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人文精神，对人进行教化的经验，这些无疑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应当受到重视。
那么什么是人文精神呢？我想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也许孔子的仁学可以是人文精神的代表。如何了解、领会孔子的仁爱精神呢？最好的办法是读《论语》。《论语》不仅记载了孔子的言行、他的种种思想，而且可以从中看到他的为人行事。孔子的仁学必须从爱自己的家人、亲人扩大到爱自己的老百姓，这样才叫作仁。要做到推己及人，就必须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才叫仁。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为人的准则。
费孝通先生对这个有个解释，我觉得很有意义，他说克己才能复礼，克己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也许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仁是人自身的内在品德，礼是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它是为了调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之和谐相处，所以《论语》中讲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普遍遵守礼仪制度必须出乎人的自觉的仁爱之心，也就是内在真诚爱人的心，这才符合人的要求。
如果我们把《论语》中的仁爱精神结合现实存在的问题，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通过阅读文化经典，使之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并且对孔子儒家思想仁爱的内在精神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阅读一些古典名著名篇名句，最好是能背诵，通过诵读和背诵可以起到以情化礼的作用，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准则，这样将一生受用不尽。
在我们阅读文化经典以提高人文素质时，决不能把它和阅读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经典分割开来，在提倡诵读我们自身文化经典的同时，也应该引导青年学生诵读一些其他民族文化的经典。
我们的青年学生要有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一定要通过对文化经典的掌握才能使他们有良好的人文素质。
肖纪美 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学习经历强烈地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我认为学习中很重要的是类比与交叉，何是比？何是交？必须博学，你不博学，倒挂空空如也，怎么交叉怎么类比呢？要博采各家之长。什么叫经典？作为典范的经书叫作经典。我们全球的炎黄子孙都在重视学习我国历代著作，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岂能例外啊！
我很欣赏《周易》，《周易》的“三易”对我们治学非常有帮助。可以看到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人文科学，主要都是很简易的规律，把那个易搞清楚了，就有学问了。讲得越多越糊涂，老师不要多讲，多讲害死学生。近二十年来我用类比交叉，我受到它的恩惠，所以我写两篇文章《论类比交叉》、《再论类比交叉》。
再看看道家，当然是《老子》了，《老子》里东西是很多的。我很欣赏这一句：“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你不知道的装成知道。我看报纸，好多人啊，我知道他不懂那玩意儿，他也吹大牛。不知道的不要去乱讲。当了院士有什么了不起呢？好像什么都懂了，因为我是院士，可以讲这个话。
现在我们写书动不动都是几十万字，哪有那么多字好写的呢。论字数，《老子》５２３５个字，七十几章，多少道理啊；《易经》大概６０００字，它也不多；《孙子兵法》我具体数过６０７５个字，多大学问啊！现在军校还拿《孙子兵法》作参考书啊；《论语》１２７００个字。现在我们动不动几十万字，好笑啊。所以应该简易，这是我们作教师最要紧的。编辑部要我写书，我说我顶多写十五万字，他说肖先生你不是有名的学者吗，写五十万字吧。我说我不敢骗人啦，顶多写二十万字，最后写了本《宏观材料学导论》，二十万字，多了不写。
文怀沙 现为中国诗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
我到这里来，就是宣传人文精神。一个人，恐怕要有一点人文精神。毛泽东讲过，你千万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头脑里也有不科学的东西。他是从贬义的立场讲的，而我是从褒义的立场理解这句话，认为科学家有一个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科学，因为他也是个人，他也要通人情，否则就是科学怪人了。
我到南京来，就会想到我年轻时候认识的、一个十几岁就会作很好的诗的南京人。他叫钟亦影，他身体不好，写的都是七言绝句。其它我都忘了，但我永远记得这两句话：“生是南唐李钟隐，怕听帘外雨潺潺。”上句是豪放的，下头又轻轻放下，这才叫诗人。而我后来有一次在南方送一个朋友走，我的人文思想就来了，也写了两句：“春水方升君便去，今霄何处酒能醒。”上句是史，用了《三国志》孙权的一个传，后头一句话用了宋朝柳咏的《雨霖铃》。而这些都不是抄，这叫典化。
中国的文学里有两个传统，一个是“风”，一个是“骚”，特别是“骚”，比如说屈原说的“年既老而不衰”，这就是“骚”。要做到这样，心态就要好。到这个世界上来，必然要走，所以什么事都要看得开。有两篇赋写得好，一篇叫《别赋》，一篇叫《恨赋》。前者的开言开得好，叫“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后者的结尾结得好，“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生”。一个是生离，一个是死别。我们的古人很情长，他们对生命、对生离，对死别都能刻画出一个难以抹去的感觉。我定位李后主为词圣，他最厉害的就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个民族的感情，是对历史本身的一个回顾，而他最高的境界是无言，“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我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有个三字经，就是“正、清、和”。儒家从“正心”开始到“修身”再到“齐家”，最后到“平天下”，“正”到“平”，归纳起来就是一个“正”字。而道家就是一个“清”字涵盖了《道德经》的总的精神。最后一个是“释”家的“和”，以和为贵啊。“正”是去声，“清”乃阴平，“和”为阳平，阴阳二气，这个词同道家达成高度的一致。
我认为中国最伟大的两个朝代就是秦汉和隋唐，而这也正是人文精神的开始。秦汉是一个整体，但对秦始皇的功罪评价很困难，他统一了七国文字，但是他对降民的手段很厉害。我对他的定论是“功勋盖世，罪恶滔天”，但我认为没有滔天罪行，难以建立盖世的功勋。而隋唐呢，隋把蓝图搞出来了，接着李世民提出了一些东西，所以也是一个整体。
许倬云 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 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１９７０年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校聘教授。１９８６年当选为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被聘为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名誉教授。
古埃及的一个丑皇帝发明了一神论，一个神，是太阳神。他的宗教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宗教革命。太阳神一神教的形象是太阳的光线千丝万缕，光芒投向人间，每一根光线的末端就是一个生命，每一棵小草都是一根太阳光线拉在那里的。基督教认为，个人的权力是由天授，个人的生存由天给，所以每一个人可以不要靠别人，他只要单线的直线热线电话，直接到神那儿去，就一切都解决了。
中国的文化归根结底是生物上的需求产生了亲子关系。从亲子关系以下延伸了伦理，延伸了由父权成长的王权，延伸了由家庭扩展的族，延伸了国家。所以天下没边没际，跟部落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圈住这无边无际的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亲子关系延伸出来的，像蜘蛛网一样辐射出来，一圈又一圈，一层又一层的，无穷无尽的天下的世界。所以说中国的神，不是靠上面来的，不是靠白胡子老头他抽屉里藏了本书在那里管事，靠的是亲子之情来延伸出去，来将心比心，来得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所以，中国的世界当作情，西方的世界当作理。中国的人文注重的是情，西方科技教育注重的是理。我们多知道一点，上帝就走得远一点，我们科技多清楚一点，上帝就稍微走得远一点了。理愈明，他认为理是来源上帝的神的力量就愈来愈小了。
假如我们今天一切都只是为超英赶美而说，以主流文明作为我们模仿的对象，那么这就等于拿ａｉｄｓ的血往我自己的血管里送。已经出了毛病的血，还往我们血管里面灌，那岂不是我跟着它死吗？挺不上算的。多元社会里面，不同意见的人我可以让他在，同意见的人我引为同好，引为同志；不同意见的人引为切磋的对象，引为彼此可以相互规劝的人，这样的世界我想可以和谐一点。
何继善 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地球物理学家，曾任中南工业大学校长，现任湖南省科协主席、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副理事长、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ＳＥＧ）会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
李政道先生有次讲演时说：“诺贝尔奖获得者与精神不正常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因为如果你要获得诺贝尔奖，或者说我们平时说的你要在工作中有所创新，那么你一定要有创新的思维。如果你都是按照前人一步一个脚印这样逻辑地做下去，那怎么可能有创新的思维呢？事实上，没有丰富的想象力，爱因斯坦是不可能提出相对论的。据传说，他在看到大厦前面的钟的时候，他就想到：如果我能够以光的速度移开，这个钟会是什么样子？他就想象到，时间就要变慢，这个空间就要缩短。没有这样的想象力，他就不可能提出狭义相对论。１９９６年拍卖了爱因斯坦的７２页手稿。除了科学上的意义之外，事实上之所以价值连城，是因为他这篇手稿字迹非常优美，文字学家对它进行了研究，整篇文章遣词用字都非常得当，没有一个赘字。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能够有丰富的想象力，与他的文化素养是分不开的。
今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一名物理学家，他的第一个学士学位就是古典文学。他说道：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学物理，甚至我是不喜欢学物理。当人们问他，这个经历对他怎么样呢？他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有古典文学的基础，他对哲学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后来才能够在超导这样一个领域作出非凡的贡献。我想我们国家现在应该正处于盛世，各个方面都需要发展，我们需要更强的一代，我们不应该用逻辑思维这种特定的模式去禁锢学生。
郑培凯 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著作包括《戴望舒文录》、《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出土的愉悦》、《高尚的快乐》等等。
香港城市大学是一个以理工为主的大学，我们要教一万六千个学生，那么我们怎么教？
学生的态度非常明显，他们认为，传统中国是落伍的，传统中国文化是落后的，传统中国文化是不值得他们学习的。那么面临这样的学生，我们怎么说服他？……我觉得我都有一点像ｓａｌｅｓｍａｎ必须跟他讲：中国文化，它除了能够培养你的身心，还能塑造你的比较完好的人格。还要跟他说：的确是“有用”的。我们在整个教学的时候就必须做一些设计，我们现在主要的教学方式是以网络教学为基础。我们学校任何地方都可以无线上网。我们有三分之一的课程资料是放到网上的。不过我们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学的材料是什么？中国文化这么多，博大精深，五千年文化，六个学分能学什么？我们后来希望发展学生有三个“不要”。第一个就是不要厌恶中国文化；第二个就是不要憎恨中国文化； 第三个是不要唾弃中国文化。
我们真是十八般武艺全拿出来，让他们觉得中国文化有它可爱的地方，有它有趣的地方。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让学生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接触一些大师、名家、艺术家，我们一个学期办八十到一百个讲座。规定学生每个学期一定要去听至少两次文化讲座，两次艺术讲座，越多越好。我们把这些学者请进来，慢慢改变了一些同学的态度，而且，我发现更重要的一点是改变了那些起初反对我们的教授的态度……校园的风气开始改变，所以现在，各个院系通通都支持他们的学生去上中国文化的课程。
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专著有：《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等。
文明不仅仅是包括物质的创造，而且包括精神方面的创造。文明也就是指的文德教化和德智教育以及人怎么样来遵从道德规范，以达到文明的境界。所以，在中国古人的事业当中，文明是指人的道德理智的思想，中正而不武夷的礼仪行为，文德教化的人文关系，典章制度的文明行为。
荀子讲过“水火有气则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意，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意，故最为天下贵。”那就是说，人怎么从水火草木禽兽当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一个最贵的人，也就是最有价值的人，最珍贵的人，那就是说，人是天下最珍贵的东西。
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规定是卡特尔提出的：人是符号的动物。那么，我在我写的《新人学导论》当中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譬如说，我们现在能源没有了，那么到能源没有的时候，石油没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呢？我们就不可能有电灯了呢？我想不是的。人必然会通过自我的创造，用另一种能源来代替它。
孔子主张，君应该有君德，官应该有官德。其实我们现在提出的“德”字，其核心应该是政德和官德，而不仅仅是说服或要老百姓怎么样守德。
董 健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觉得大学精神，概括地说，就是三点：第一，学术独立；第二，思想自由；第三，兼容并包。这三种精神从１９４９年开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即逐渐淡漠、衰落、消失，以至重建、恢复的过程。
关于学术独立的精神，就是学术不能受政治的干涉，也不能受经济的干扰，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第二个精神，就是关于思想自由的精神。在大学里面，没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怎么能去研究？怎么能充分进取？怎么能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取得很高的成就？我觉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最清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自由并不是光顾自己，还要照顾到别人。像自由、个性这些概念不是资产阶级用过就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全人类的文化财产。
第三个，就是关于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我们传统的文化中有这种精神。有了宽容才能有比较，才能有更多的发明和创造。我们的大学培养什么人，说到底，立人还是造机器，就这么简单。大学是培养人的，不是培养机器的。
爱因斯坦曾经谈到，仅仅学专业知识是培养有用的机器，不是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有强烈的感情，有价值的判断，懂得美，有感情，有道德，即懂得善恶美丑。他讲仅仅培养有用的机器是不够的，他讲得非常辨证，并没有否认这成为机器的人，毕竟他还有用。大学精神的重建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回到常识。我们否定过的平平常常的东西，现在再回过来；第二，体制改革。舍去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中不好的东西，找到大学的特点。第三，回到经典。我们的经典里有好多资源有助于这三点精神的重建。
樊和平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十世纪以来，大学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连续受到五次冲击。
一、来自文化方面，即“五四文化运动”以后的文化冲突。“五四”是一种新态度，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反传统主义的潜流，导致了一种表浅的文化批评；第二个是对于传统尤其是源头性传统的麻木的取舍和反复的抵抗，导致对中国一种根源性文化的反复涤荡，造成文化失根，造成文化资源的供给不足和大学生人文品质中缺乏一种崇高的道德结构。
二、来自政治方面，即“文革”时期一种反意识形态的冲击。人文精神的信仰信念蜕变成一种政治迷信。
三、来自科学，文革结束后，政治还俗，科学精神回归，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的主导地位开始确立。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在科技的主潮中感到一种卑微和自卑。
四、来自经济，即一种市场经济中的反金钱主义、物质主义的冲击。
五、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即社会科学技术化，工具化以及人文精神被唾弃的倾向日趋明显。这五方面的冲击所导致的后果总体上讲就是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不平衡，意义和价值的退隐和失落。
基于以上论述，我认为在建构知识生态时，要有两个指导思想：一个是“知行合一”；第二个是“生态合理性”。具体想法是形成“五‘理’一体化”的一种人文教育体系，即心理，法理，伦理，艺理，哲理五“理”一体。这五“理”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本能到价值不断提升的过程，并各自有各自的教学课程和训练课程。心理的教学课程是心理学基本理论和流派，训练课程是心理咨询；法理的教学课程是法理学，训练课程是司法案例和法律实务模拟；伦理的教学课程是伦理原理和道德价值，训练课程是道德训练；艺理是文学作品赏析和艺术鉴赏；最后进行哲理教育——比较哲学与文化，宗教与社会生活。这五“理”是一个有机体系，各类课程的中心不是“学”而是“理”。
夏中义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
我去年主编出版了一套大学人文读本，它提倡一个理念，就是精神成人。
生理层面上的成人和法学层面上的成人并不意味着孩子在精神层面上的成人。所谓精神成人是让每一个孩子懂得真正的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其起码的潜质是什么？
我们发现，大学人文学科应该包括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但是往往我们的文史哲老师把哲学讲得很空，把历史讲得很死，把文学讲得太浅。于是我们就想，孩子大学期间的精神成人应该有一个更加有效的途径来操作，于是我们就想，能不能把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的老师这一代人，在他们成人的过程里面读过的，受过感动的那些思想和文学编辑成一本书，让我们年轻的学子也读一读，是不是有可操作性。于是，我们就编了大学人文读本。大学人文读本是有潜台词的。
我们编委痛感，九十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大变化的标志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它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奇迹般变化的同时，不可否认，也给中国社会的精神进程带来了负面效应，比如说消费主义的盛行。面对消费主义对孩子的影响，我们就编了大学人文读本第一卷《人与自我》，我们企图用“人与自我”这么一个纬度告诉孩子：我们成人，首先要从珍惜自己的生命，尊重生命的意义开始；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条多灾多难的道路，我们的孩子却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脚踩的这片土地所经历的苦难一点都不知道，没有历史经验的孩子是没有根的，所以针对这一点，我们编了大学人文读本第二卷《人与国家》；大学校园里面流行着一种思潮，我把它称作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针对这一思潮，我们编了大学人文读本第三卷《人与世界》。我们企图用《人与世界》这一卷的内容启发孩子，加入ＷＴＯ以后的中国青年要用一种更开阔的世界公民的胸怀走向未来，把这个星球正在发生的，诸如环境污染、科学主义、宗教纠纷、种族冲突等等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重大命题，作为我们自己的命题来研究、来关怀。
席慕蓉 蒙古族，全名穆伦·席连勃，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及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台湾知名画家，著名散文家与诗人，著有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散文集《有一首歌》、《江山有待》，美术论著《心灵的探索》等。
今天早上，在开幕的时候，我见到好几位年长的学者，语重心长地说话，我其实是真的很感动。好像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是长者在说：年轻人啊，请你们注重你们的人文教育。好像不是只有在一个特定的角落才有这样的声音。
我是蒙古人，但是，我出生在中国的南方，所以从来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乡。有人常问我：你第一次见到蒙古草原的时候，心里面是什么感觉？我说我觉得梦里见过，应该是完全陌生的，可是梦里见过。等到我到了父亲的家乡，有一些晚辈亲戚就给了我一些奶茶，那奶茶一喝，我就觉得我童年的滋味全部都回来了，有一种悲喜印证的感觉。因为在童年的时候，外婆就常做奶茶给我们喝。我这才发现，有一个传承，这个传承是非常曲直，非常细致，非常深厚的，是我用言语也无法表达出来的，也许是我可以用文字慢慢写出来的一个东西。
有时候，语言文字很难表达我们心里真正要说的话，很难表达我们现场的感觉。生命的原文就是生命的现场，我们一切的语言文字都是翻译的，都有一点“失真”。我们所有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我们生命现场的原文翻译。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有文学呢？其实，我觉得文学对我们来说是需要的。我们不可能去参加历史上的每一个的生命现场，我们也不可能去参与这么辽远的生命现场。所以我们需要翻译的文学家。
在历史里面的生命现场，还有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文化里的生命现场，让我们有一个在自己生活的当下有一个对照，有一个丰富的感觉。
沙叶新 当代作家，曾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寻找男子汉》、《幸遇先生蔡》等。
我是非常主张人文教育的。一个国家没有人文精神，这个国家一定是一个黑暗的国家；一个社会没有人文精神，它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人没有人文精神，他是一个残缺的人。
人文精神最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特别是在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不是像《辞海》中说的，具有高等文化程度的就是知识分子，那也是知识分子，但那是技术型的知识分子、专家型的知识分子。
我觉得这些儒家经典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是反面的，并不是说这些经典没有好处，仅仅表现在使我的文化素养比较丰富，具有一定的艺术眼光，艺术感觉。它教我规矩，使我不敢反抗；它教我服从，它不会教我把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不敢教我说真话。当我们重读经典的时候，真该冷静一下，什么样的经典才适合我们现在的学生，什么样的经典才适应我们的国情。
现在的知识分子有了很多的变化，从政的从政，经商的经商。但是社会上不能缺这样一种知识分子，就是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敢于对权力说不的知识分子。
陈鼓应 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道家哲学及道家易学。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并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专家组成员。主要著作有《存在主义》、《悲剧哲学家 尼采》、《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老庄新论》、《庄子今注今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等。
我对念经是很敏感的，老是以儒经代表一切，很小还没有识字的时候就背《三字经》、《大学》、《论语》，所以很长时间我对读经是很反感的，这个反感一直沿续到我大学念完要读研究生时。当时我读尼采，由此喜欢存在主义，偶然发现了庄子的一句话：尚无生者，乃所以尚无死也。觉得很有存在主义的味道，就很喜欢这句话，这样我就找庄子的书来看。我喜欢尼采，是因为尼采反基督徒，反西方的传统，从尼采到庄子，是因为我想借尼采来反中国两千年的传统，由这个心理背景，我从庄子慢慢的到老子到各诸子学的研究。
我看大陆的书很多，另外我常常到店里买日本书。这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两相对比发现日本学者怎么对于中国的古籍、古典有这么深的亲切感、亲和感？后来慢慢地了解到，外国对中国这个文化遗产的亲和感要胜过国人。后来有一次出国旅行，当我看到金字塔、神殿、神庙——哇，太雄伟了。但是，它的文字，还远没有甲骨文那么成熟，就死亡了，然后那个创造辉煌的文明的民族，就在土地上消失了，相比之下，我们的《易经》、《诗经》、《书经》还给传下来，我就想到了诸子这富有人文色彩的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么多年来，我跟国外的学者，特别是道家方面的联系中，发现日本学者、法国学者、欧洲学者、美国学者，在很多领域都超过我们，中国重要的典籍，都已被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所以什么《老子》《孟子》《孔子》《庄子》已经不是我们所专有的，它们已变成了世界的公共文化遗产，所以好与坏都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在法国看到一个高中生读经典，从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到当代，共有十八本，一个中学生有这样的素养。我也赞同中国人、特别是上层的人能够多读一些书。
黄忠天 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系副教授，现任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所长。著有《杨万里易学之研究》及《宋代史事易学研究》
就长期整体形式而言，台湾经学的发展大概分成两个方面：民间的经学和学院的经学，民间经学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就是书院，书院在台湾经典的推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书院讲经中主要用两种系统：官话系统和闽南方言；一个是宗教团体，以道教为主；一个是社会团体，在台湾有许多社会团体从事着经典的讲学工作，有一些是以基金会的形式办的，有一些是学会，民间经学是活跃的。
学院经学就是我们一般的大学院校或是研究机构的经学研究。在台湾，大学院校的经学基本上可以分成三方面：第一是台大系统——以台湾大学为系统，继承过去早年胡适他们整个遗古风派的系统；另外是师大系统——台湾师范大学系统，包括政治大学、文化大学、师范院校都属于师大系统，继承当年章太炎他们考古派对经学的研究，着重在文字、声韵、训诂方面；还有就是目前成立的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着重在专业方面的研究，重点放在《十三经》上，包括它衍生出来的一些相关的思想。
我们在整个教学上有四个学程：一、研究方法；二、基础经典，以儒学为主，也包括道家老庄；三、经学史研究；四、经学相关区域研究，包括诸子百家等。我们也思索经学的现代化问题。
人类也许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却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经典就是我们心灵的故乡。经典研究与推广的机构已经成为经典爱好者的心灵驿站，应该使得尚未领略经典之美的中华儿女能正视我们中华文化的本根，能够认祖归宗，唤醒我们民族的灵魂。这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进而坚定我们民族的尊严。
朱维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曾主持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等等。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首先提出“六经皆史”的是大学者章太炎。重提“六经皆史”的同时，章太炎提出要对孔子的问题重新讨论，他没有完全否定孔子，而是认为有三个孔子：“投机政客”孔子，“教书匠”孔子，还有一个历史学家孔子。“教书匠”孔子已经过去了，“投机政客”孔子的精神已经移到学者以外去了，这和对传统的否定是有联系的，但我以为章太炎对传统的否定还有节制，他至少肯定三个孔子中的一个有地位，但“五·四”后讨论经史关系意见很不一样，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到蒋介石都主张读经，因此有人干脆从政治上或思潮上完全否定，还有一些人认为经可以读，但应把它当作历史材料来读，了解历史，另外一些人对读经采取温和的抵制态度，比如胡适，在他书信里有大量关于如何看待、抵制读经的东西。
从１９０５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传统的官方肯定的经传已经失去它的生命力了，但它作为一个文化财富我们当然应该继承，那么多的经传那么多的注释啊，我们没有西方文人所谓的独立哲学，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的人生观、历史观很多东西都在经传里体现出来，那确实是我们的财富，可我们怎么继承，把这套东西告诉我们的后代呢？
我们要选择一些真正的值得我们学生知道的文化经典，它不仅仅是一个有凝聚力的问题，并且还能提高人的心智，如果有一门学问能够使得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儿童知道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的历史，从而在考虑问题时聪明一些，有什么不好呢？
刘梦溪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创办人兼主编。
围绕要不要读书要不要阅读，中国有多少年的历史就有多少年的争论。有人主张读书也有人主张干脆不要读书，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鲁迅说：“我以为要少读或者甚至不要读中国书物，中国书特容易叫人沉浸，读外国书还可以叫人奋发。”鲁迅的话不一定完全错，这背后有种精神也许还具有永恒性。
可是呢，我们现在还需要读书，我们现在的阅读风气实在是太差了，在欧美国家不论在火车、飞机上，候车室里，他们都在很安静地读书，只有中国人说话。
可是你提倡谁来读书呢？其实要造成社会阅读风气，最重要的是要提倡社会的领导者、各级官员来读书，特别是国家的指导者首先要读书，他们读书了，才有助于带领读书风气，还有就是各级的领导者要尊书礼人，尊重大儒，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年轻人自然就会走向这条路，在社会上担负一定责任的人他们首先应该养成读书的习惯，而不是在一起就说话。
还有一点是要读什么书，按照刚才朱先生的意见，不要把它局限在儒家经典。《论语》读一点，《大学》《中庸》两篇，从小学就念，中学也念，大学也念，将来念过书的中国人大体上都能背《大学》《中庸》和一些《论语》，中国的那一套根底也就有一点感觉了，就不失去中国人的文化根源。所谓经典阅读我主张宽泛意义的阅读，读中国的还要读国外的，。
我们为什么要念这些东西呢？人文这东西有什么用呢？但是，如果你这方面的历炼多了，跟大师接触多了，你将变成和别人不一样的人，朱熹的话很重要，“变化气质”，你就看出有学问的人和没学问的人的气质是不同的，读古人书的目的是为了变化气质。
钱 逊 江苏无锡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先后在清华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组、哲学教研组任教。１９８２年后转攻中国思想史。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 德国、美国和日本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惟独当前中国在民族精神方面还做的不够好。因为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经受了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思想的猛烈冲击，到如今，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一个民族精神支撑。对此，中国的教育界应该有所作为奋臂齐呼，挽住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留下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民族精神。十六大上提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是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潮流中最振奋人心的概括。 从另外一个方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实际上表现在两个传统上。一个是历史的传统，一个是思想的传统，是两者的辩证统一。古之先贤如文天祥、岳飞、林则徐等人身上的“浩然正气”，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中国人文思想的光华。而表现在先贤身上的精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继承了中国的古文化传统思想。现在，我们提倡回归经典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不读这些经典就无法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中国文化经典只能是望洋兴叹；同样，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无法体察到产生这种文化思想的背景和源泉。也只有将读历史和读经典结合起来，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才不会枯竭，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才会大放异彩。因此，培育民族精神就是将读经和读典结合起来，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王财贵 台湾省台南县山上乡人。曾任台中市逢甲国小教师。曾任鹅湖月刊社主编、社长。现任华山讲堂读经推广中心主任、民间书院院长、台湾汉学教育协会理事长、鹅湖月刊社编委委员、美国科技教育协会研究员。
人文教育应该从儿童抓起，应该从儿童时代就给予有高度文化内容的著作，因为这些作品是几千年来历经中华民族的先哲们遴选才流传下来的永垂不朽的经典，他们深入人心且拥有相当深厚的人性基础。
儿童时代是一个人奠定人文底蕴的最佳时期。只有拥有高度的人文基础，才能读懂古代经典中含义深刻文字晦涩的文章。尽管此时儿童只能像读曲儿一样，记下传统经典中的文字而不能深刻理解其含义，即便如此，在实施人文教育的过程中，还要让他们读，让他们多多接触，时常接触，乃至于滚瓜烂熟，终身不忘。这些浓缩的精华的东西是他们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典，只要读一次就能终身不忘。
此外，我认为“语”和“文”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语”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教；而“文”是需要后天培养的，这个后天培养就是读历史、读经典，让我们的孩子从小读经典，可以在他们的心中植下我们民族的根和魂。那么，读历史和经典会不会培养一群只知道历史的废物，而对当前毫发无知呢？显然不会，当今社会是一个资讯异常发达的社会，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自闭于社会的，而过去则没有这么便利的条件，中国的文化经典是最好的实施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教材，我们不能守着财宝而不用。
刘笑敢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家哲学、先秦诸子哲学、古代文献及简帛资料、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等。 我们推崇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滋润人们的心灵，滋养人的灵魂。用什么来滋润呢？老子的自然说就是可行的选择。它是关于价值判断的心灵的“眼睛”， 而心灵的眼睛是通过什么来培养、来获得，毫无疑问，需要我们的教育者和全体国民共同努力，通过回归经典等一系列的措施才能达到提升国民素质的目的，扭转当前中国民众缺乏民族精神的局面。阅读老子哲学，可以获得价值判断的“慧眼”，依靠它，我们就能得到关于判断价值高低、是非、优劣的新标准。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世界终归有一个原因，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称之为“道”。道是宇宙的起源，是人类的根本，是人类的渊源和基础。可是“道法自然”又是什么呢？此处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自然，它把自然这个原则推到道家哲学最高价值的地位。“道”和“自然”给我们提供了方向，就是因为道的内容并不具体，它只是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社会漫游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道和自然也可以推广到个人生活、人际关系、国与国、种族与种族关系的层面上来，日常生活中很多普通的事情上都能闪现道家思想的光芒，它给我们提供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为我们的抉择提供了依据。
郭齐家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
如何培育我们本民族的几千年来经久不衰的民族精神呢？回归经典，重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应该是最好的模式。
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１９２１年就认识到未来教育的四个方面，一个是中国“苦”“漠”的精神；二是英国绅士的教育精神；三是法国、德国的专职教育的精神；四是美国服务社会的精神。一个老教育家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这种地步，实属中国教育之幸福。正是诸如蔡元培，郭秉文，竺可桢等老一辈教育家大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在学习西方科技的同时不忘中华民族的根源，才使得那个时代的教育界对古代传统文化的推崇达到了极高的地步。那个时代的中国，物资很匮乏，但精神极其富有。然而建国后，由于没有经验和院系调整的原因，我们教育界却没有坚持这个思想，而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毛主席都对此进行过批评。然而尽管如此，这种不顾一切的照抄照搬毫不顾虑中国国情的做法依然没有改善。直至现在，我们依然引用美国的模式，根本不考虑国情、宗教、政治、经济的差异。或许在培育民族精神的旗帜下，教育体制该有所改观吧！
此外，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在“批林批孔，打倒孔老二”的口号中成长，造成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尽管历经华年以后，他们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尤其是在当前世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中，但造物弄人，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又波及他们的后代，这或许是中国民族精神失落的另一个原因吧！
涂又光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著有《楚国哲学史》、《中国高等教育史论》等。
美国的亨林顿说，十个现存的文明有三个是最大的，那就是中华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前两个文明都有自己最基本的经典，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古兰经》，那么我们中华文明有没有与之相当的经典呢﹖
现在大学教育的问题其实不是其本身固有的，而是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挎油瓶”挎上来的。那么它们挎上来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我认为，小学教育只进行基本文化的教育是不够的，缺了很重要的基本经典的教育。这个基本经典的教育就要从小学开始。小学、中学课本里的古汉语成分再多也不是基本经典教育，因为它们只是选录了经典上若干的篇章，还是个基本文化，是把它当作文化知识的教育进行的。这与把它当作自己的基本经典、作为修养精神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搞知识的，一个是搞精神的。老子有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说明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搞知识是属于“为学”，而精神是属于“为道”的。
而且，这两个方面在进行的方法上也相应的不同。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要参照、吸收西方教育学中的合理部分。进行精神修养的教育就要尊重几千年的经验，它的内容也可概括成一个律——反刍律。比如村中私塾老先生，他们都是将知识滚瓜烂熟地掌握在肚子里头。我们的基本经典也要用这个办法一代代传下去。
在中等教育这一块，我认为中学只能提供不够完全的普通知识的教育，而大学解决专门的问题出现了“后劲不足”的问题，就是因为初等教育没有基本经典的基本功，中学教育没有文理这两方面比较完全的普通知识。到大学就要解决基本经典的消化吸收，解决中等教育的文理两方面普通知识的融会贯通。如果能够这么样子安排我们的教育，初等、中等、高等这么搞在一起，我们高等教育的专门教育才能够有后劲，这个后劲就是从初等、中等这么累积起来的。
韦政通 江苏镇江人，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等高校副教授、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词典》、《伦理思想的突破》等。
我曾在北极阁附近的中学读书，这次来南京一半也是为了怀旧。我谈的一共有三点。
第一点：我谈一谈台湾的经典教育，谈谈它的出版、研究，有哪些人在阅读这些经典。经典和人文在概念上有相当大的重叠性。可以这样说，经典是人文观念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人文精神、人文心灵的原乡或故乡，我们许多人文的主要理论多半是来自经典。五十年代，台湾的出版业非常贫乏。所有在大陆出版过的书，所有留在大陆的人，他们的书都不能出，出古书，量也非常稀少。后来经济渐渐好转，出版业也发展了起来，尤其是我们大陆出版的书，在台湾出版了很多，可以说百无禁忌，但台湾出版的书要在大陆出版比较困难。研究经典主要靠学校，靠研究机构，但是台湾的经典研究发展了多年，品质却始终不能提高。重要原因是念硕士、博士的过程审查不够严格，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大陆也是如此，希望在这一方面有所改进。现在在台湾有一种方式，就是用画漫画来出经典，出诗，台湾还有儿童读经比赛，使儿童也可以接触经典。
第二点：资本主义社会在人文教育和经典教育中面临的特殊问题，就是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这个方向，重理工、轻人文就是普遍的现象，因为商品战，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当大家都觉悟了以后，动用社会的力量，政府的补助，发展人文，可以改善一些，但是大的趋势，没有什么改善。台湾在这方面努力了很多年，各种基金会，报纸也经常举办各种人文的活动，但是对社会的影响有多少呢？这就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要把人文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非常困难。
第三点：要想往人文重建这个方向努力，在正式的教育体制内提倡人文是非常有限的。一个社会，尤其中国，一定要恢复书院的传统，提倡在民间讲学的风气，因为中国有这样一个老传统，所以要把它恢复。我也希望大学里的人文教师继续接受再教育，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拿过硕士、博士学位的在一定时间之后要回到书院，重新再教育，通过这个例子把它制度化，所以走民间的路子是个大方向。学院，就是弘扬中国文化的地方。要把经典的理论通俗化，让一般人都能读。希望有更多的人向这方面努力，让经典教育能够使一般的年轻人都能够接触。
叶嘉莹 生于 １９２４ 年，１９５４ 年开始任台湾大学教授， ６０ 年代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及哈佛大学客座教授，１９６９ 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１９９０ 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
我讲的题目是《从教儿童读诵唐诗讲起》。我觉得，经典的诵读是非常重要的。小的时候，记忆力是最好的，应该背诵一些你可以终身受用的、经典的著作。我背的第一本书是《论语》。虽然当时也不懂，但它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力，那种感觉，现在我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父亲也不在身边，直到大学毕业，我们生活得非常艰苦。但是我不在乎这些外面的东西，我心里还有个东西——孔子和《论语》。
我在辅仁大学读书的时候，诗词课有一位老师，他讲诗词是把诗歌里面的真的生命讲出来，不是那些知识，不是那些肢解的文字外表的、诗歌以外的东西，而是诗歌里面使人感动的生命。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让我更加痴迷于诗词。我自己讲课的时候，只要讲诗词古文，我就不由自主地投入进去。这是我的兴趣，它使我投入。教了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后，我就发现，在大学、研究所再学古典文学就太晚了，教诗词要从小孩子抓起。不管在美国还是加拿大，很多人都请我给小孩讲诗讲词，我也就开始尝试给小孩子讲诗词。现在台湾有很多人在做经典诵读的工作，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教诗词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只管背不讲，“书读百遍，其意自现”，只要读熟了，自然而然就懂了。但是现在，很多学生上诗词课都是短时间的，而背诵是一个长时间的功夫，只有长时间的背诵，才会出效果。所以教诗词要引起他们对诗词的兴趣，而诗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怎么让他们产生兴趣呢？我用画画的方法，画中国古代的字，讲古人的构词法。画中国古代的诗人，让他们认识诗人。用讲故事的方法，让他们理解诗的意境、诗所要表达的意思，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诗词，让小孩子产生对诗词的兴趣。其实很多小孩子都是有诗意、诗情的，要引导、培养他们这种兴趣，让他们觉得自己喜欢背诗，还有兴趣作诗，觉得诗歌不是很遥远的东西。人内心想到什么，看见什么，有一种感动，都可以作诗。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会长、英文《中国哲学》期刊主编。曾任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著有《中西哲学精神》、《儒学与理学的新面向》，《本体与诠释学》、《当代中国哲学》、《儒家哲学论》等。
人文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由于科技和知识商品的发展，大学逐渐成为知识产业的一个结构，教育变成一种工具理性。另一方面，人文教育是现代学科的基础。第一，人文是现代人类走向更高境界的科技文化的基础。“科教兴国”的基础根本上还是人文。第二，人文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全球化中产生的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妨碍了人的沟通。因此一种人文的沟通，一种伦理的，情感的，艺术的，历史的，语言的沟通就变得非常重要。
那什么是人文呢？“人文”就是哲学思考、历史表述、伦理实践和艺术表述这四方面的结合，且这四方面是统一在人的存在结构——其行为、认知和创造活动里面的。现在有两种人文主义，一个是中国的人文主义——以儒家为本，并融合道家成为一个整体；一个是西方的人文主义。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而我认为前者更为重要。中国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包含发展的、不断自修自成的人文主义。它以人为本，并由“己”及“人”及“天下”，最后达到“天人合一”。中国人之所以可以接受不同的宗教，就在于中国人不把宗教对象化而只看作是一种人的表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所以中国的这个精神是要走向天下的，这个天下和而不同，包含一切。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理想。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西方的人文主义，其核心是“自由”，是脱离神权和上帝，走向以人为目的的世界。从文艺复兴开始，这种自由感带来了科学具有想象力的发展，带来了政治的民主，艺术上的突破和繁荣，以及经济的发展。但在带来成就的同时，它也带来很大的问题和挑战，如霸权主义。当初它还把上帝放在一边，可后来人就觉得自己能力和权威无穷大，可以自己做上帝了。这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现在的美国人以及二战时的德国人都是西方人的代表。这里并不是说上帝死了，西方就没有伦理了。但由于其伦理在基督教的权威指导下，缺乏一个内在的人的存在的思考，无法跳出权力结构。因此，美国成为二十世纪的霸主是基于这样一个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内涵的。所以我认为自由人文主义是一个走向极端，走向世界个人主义的人文主义。“９．１１”更加重了这一倾向。
庞 朴 历史学家，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出生于江苏淮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编审、副总编和《历史研究》主编等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
我和东大的研究生谈到了“黑客”“红客”问题。“黑客”们有高超的科学技术手段，但却做一些很违反道德的事。“红客”是中国大陆特有的，就是指为了一些政治目的去做一些政治活动的网络朋友们。随着全球化在文明领域里的影响日益加强，中国目前的“红客”们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是否也会走上“黑客”那种恶作剧的，没有公德的，绝对个人主义的道路呢？对于这一点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下面我要谈谈学校教育的内容及教育体系的重构问题。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是现代化的一个产物。它的教育体系、教育形式、教育手段、教学内容等是按照西方的办法移植过来的。其主要特点是：重视工具理性，成为一个纯粹教授知识的地方。这不是说西方人就不讲道德了。他们价值理性的部分——德行，良心等——留给教堂去做了。而我们现在的学校只搬过来其工具理性的部分，因此，东方学西方教育只学了一半。辜鸿铭当年研究中国为什么老是不太平？他说有两个原因：一是衙门狱吏是些未受过教育的人；二是大学教授是半受教育的人。中国没有一个阶层是接受了全面教育的。儒家中有“使人知我”、“使我知人”和“自知”的说法。“自知”是最高的层次。自知者明，“明”则“诚”。因此“明”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德”。《大学》第一句就是“在明明德”。辜鸿铭说大学教授只有一半知识，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自知”的过程，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那我们现在的教育有没有这个问题呢？会不会由于缺乏“自知”、“明德”而导致“黑客”的出现？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学校性质的定位的。传统中国认为“天地君亲师”，“师”就是学校，这把老师和学校放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但现在学校是否有变成一个单纯产业的危险，就是说，学校只管培养一些科技人才，像一个工厂一样；或者是否有变成一个以知识为商品，为同学服务的服务行业的趋势，学校和学生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学校该何以自处？是回到“天地君亲师”的老办法，还是变成其他什么东西呢？
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基本国策。我们现在大陆的基本国策是“科教兴国”，但我想加四个字做补充，即“文化育民”或“人文化民”。《易经》里有句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所以，我们不仅要注意大自然，还要了解社会，了解人，才能达到“化成天下”，“文化”一词就源于此。所以，我认为应将“科教兴国”和“人文化民”并重，以明确我们不仅有“科教”问题，还有个人文素质、人文教育的问题。
张晋峰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
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一些原因，长期以来，中国的高等学校注重专业教育，而忽视文化素质教育，就是在文科院校也注重的是专业教育，强调人文专业知识的把握，而不是人文精神的培养，不是文化知识内化为人文素质的培养。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特别是影响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造力的提高。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也是相通的。人文体现科学的基础，科学内含人文精神，人文科学的发展，从自然科学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包括逻辑思维、自然知识等。自然科学同样也一刻离不开人文精神，自然科学的发展以人文的终极关怀和理想为目的，以求善、和谐进步为准则，以激情、幻想、探索精神为动力。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是人文和科学水乳交融共同发展的结晶。
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高度融合的教育，通过两者的互补互动，培养出不仅会做事，而且会做人的人；培养出不仅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有很高的伦理道德水平的人；培养出不仅自己是全面发展的，而且能够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人。
参加２００２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实现人文教育，科学教育的融合是一个系统工程，他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确立人文教育、科学教育相融合的教育理念，包括树立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价值观，树立人文与科学两种知识，两种精神全面发展的质量观，树立高等教育既是专业教育，又是综合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等等；第二，就是要积极地建构有利于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相融合的教育体系；第三，就是提高大学教师队伍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第四，就是要建立有利于人文与科学教育相融合的体制和环境。
我相信，只要我们在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和问题上取得共识，并努力去深化这种认识，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深入人心的教育理念，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上大大前进一步，从而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也大大前进一步。
１０月３０日（周四）
张祥龙 （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文化经典与科学理性》 地点：东南大学逸夫科技馆报告厅
１０月３１日（周五）
张祥龙 （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什么是哲学》
地点：东南大学逸夫科技馆报告厅
１１月３日（周一）
许纪霖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民族国家意识与社群精神》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逸夫科技馆学术报告厅
１１月４日（周二）
何兆武 （著名哲学家、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吴健雄纪念馆学术报告厅
１１月５日（周三）
董 健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大学精神的失落与重建》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吴健雄纪念馆学术报告厅
１１月６日（周四）
莫砺锋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宋人为何写宋诗》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逸夫科技馆学术报告厅
１１月７日（周五）
许倬云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与历史系合聘教授）
《历史：人文教育的第一环》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逸夫科技馆学术报告厅
１１月８日（周六）
陈鼓应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想象力与美感——从〈庄子〉第一篇谈起》
下午１４：３０—１６：３０ 地点：东南大学吴健雄纪念馆学术报告厅
张岂之 （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与西北大学双聘教授）
《大学生与文化》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南京农业大学
许倬云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与历史系合聘教授）
《从中国历史看全球化趋势》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丁家桥校区科技会堂
叶嘉莹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小词中的人生境界》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逸夫科技馆学术报告厅
１１月９日（周六）
刘 墉 （台湾著名作家）
《从文学的美到语言的美》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大礼堂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理性思考与人文精神》
郑家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新儒家与当代中国文化》
下午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春晖堂
１１月１０日（周一）
钱伟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教授）
《“三个代表”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文怀沙 （著名楚辞学家、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商品社会的撞击》
下午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逸夫科技馆报告厅
周远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
《建设２１世纪的教育强国》
下午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地点：河海大学
席慕容 （台湾著名女诗人）
《原乡的色彩——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大礼堂
何继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浦口校区文昌院１１２
庞 朴 （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说仁解义》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河海大学
杨叔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读〈论语〉兼谈读书》
下午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南京工业大学
王财贵 （台湾华山书院院长、台中师范大学教授）
《经典之美与文化传承》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丁家桥校区科技会堂
夏中义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精神成人与大学生》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南京理工大学
朱维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反思历史与解释历史》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南京农业大学
郭齐家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与国学启蒙》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南京林业大学
叶嘉莹（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从李清照沈祖棻——谈女性词人的美感特质》
地点：东南大学
１１月１２日（周三）
张岂之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与西北大学双聘教授）
《大学与文化的几点思考》
下午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地点：南通工学院
席慕蓉 （台湾著名诗人）
《原乡与我的创作》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南通工学院
１１月１３日（周四）
刘笑敢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老子之人文自然的启示》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吴健雄纪念馆学术报告厅
沙叶新 （著名作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原院长）
《知识分子的抉择》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南通工学院
１１月１４日（周五）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走出中西文化之争，融汇中西古今之学》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吴健雄纪念馆学术报告厅
１１月１５日（周六）
韦政通 （著名历史学家、教授）
《２０世纪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与转化》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逸夫科技馆报告厅
１１月１６日（周日）
钱 逊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儒学与民族精神》
下午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吴健雄纪念馆学术报告厅
刘梦溪 （著名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百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与重建》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逸夫科技馆报告厅
１１月１７日（周一）
谷超豪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
《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东南大学逸夫科技馆报告厅
１１月１８日（周二）
金耀基 （著名社会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教授）
《全球化与华人大学之定位》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逸夫科技馆报告厅
１１月１９日（周三）
陈方正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
《科学与人文之间—冲动、互动与蜕变》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地点：逸夫科技馆报告厅
